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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

卢文刚:超大城市,如何化解风险?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6-11-07  点击次数:453

 

  深圳土地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根据有关媒体报道,2011年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已经达到1500万人,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位居世界第五。除此之外,深圳还是一座展会之城,大型群众性活动频繁。在这个背景下,人口密度大成为城市公共安全客观存在的风险。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同样作为超大城市的深圳敲响了警钟。日前,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达同样的观点:城市人口密集,公共安全防范、预警,就需要更加科学、系统和专业。

多数深圳人身处人员密集场所

    春节一过,旅游、运输行业开始“盘点”人数。根据深圳市春运办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14日,深圳春运已对外发送旅客933万人次,同比上升1.29%。

    今年春节假期,深圳世界之窗景区除夕至初六7天共接待中外游客23万多人次,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万余人。

    深圳边检总站1月6日公布:2015年,深圳各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达到2.39亿人次,比上一年增长400万余人次,增幅1.9%,再创历史新高。

    公交出行数据:2012年10月,深圳公交客运量日均突破千万人次,正式成为全球第11个、国内第4个公交日均客流以千万级计算的城市。2014年公共交通系统共运送乘客37.3亿人次,同比增长5.1%。

    深圳土地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居全国之首;在全市2000多个基础设施薄弱的城中村中,居住人口达到600万。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些数据表明:多数深圳人每天身处各种人员密集场所:拥挤的公交出行、拥挤的景点、拥挤的购物休闲场所……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应急管理系主任卢文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各种公共场所聚集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庞大的人群,本身就存在公共安全风险。

大型活动频繁蕴藏公共安全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这个年轻人居多、充满活力的城市里,每年举行的各种大型活动举不胜举。

    根据我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大型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到 1000人以上的活动,包括音乐会、游园、体育比赛、演唱会、展览、展销、庙会、灯会、花会、焰火晚会以及人才招聘会、现场开奖的彩票销售等活动。

    仅以大型会展为例,深圳会展活动种类繁多,国际化程度高。依托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产业基础,培育出了一批国内一流展会,如茶博会、礼品展、安博会、光博会、钟表展、家具展、珠宝展、服装展等。

    深圳是一座平均年龄仅35岁的移民城市,年轻人热衷于参与各类活动。仅以2015年马拉松比赛为例,从去年10月底至今年1月1日,深圳共举行四次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赛),其中参与人数最多的2015国际“深马”多达25000人,大鹏新区的新年马拉松参与人数达到3500人。

    根据我市交警部门的粗略统计,去年每周都有大型活动需要警方的交通保障。全年大约举行了70场。其中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所占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商家举行的大型活动约占三分之二。

    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各种公共场所聚集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但凡重大节假日,公共场所就人满为患,群体性踩踏事件极易发生。踩踏事件的诱因很多,人群密度大是一个基本原因,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和管理,只要在人群中出现一点骚乱,就可能引发群体性踩踏事件。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发生跨年活动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踩踏事件的场面控制难,甚至会呈现多米诺骨牌现象。卢文刚表示,群体性踩踏事件是指在人员密集场所,因现场秩序失去控制发生拥挤、混乱,导致大量人员被挤伤、窒息或踩踏致死的事件或事故。

公共安全精细化治理手段薄弱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人口密度全国最大的深圳,目前开始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和演练,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但是,公共场所应急预案的科学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公共场所人群密集监控工作等急需提高。

    事实上,在防范公共安全风险方面,深圳是全国的“排头兵”。“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公共安全治理工作仍然比较薄弱。”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应急管理系主任卢文刚说,上海踩踏事件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我国北、上、广、深几个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公共安全脆弱性。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事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在公共场所突发事件的预防、人流管控、安保举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卢文刚表示,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起步晚,精细化治理手段还比较薄弱。由于公共安全保障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传统的治理手段和应对措施的专业化、系统化程度不够,目前各城市缺乏运用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手段对公共场所密集人流进行动态监控,以及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和干预机制。

    卢文刚说,不同地方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都是非常具体化的,比如,公共场所室内和室外就有不同,要对公共场所人流量、场所面积、疏散通道、预防措施、应急救援处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公共安全专业人才匮乏

    卢文刚表示,近十几年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专业化水平仍有待改善。首先,城市的公共安全是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多个单位协同配合的,包括公安、城管以及旅游局等在机制上要更好地协调起来。没有很好的协同机制,以及平时多次应急演练,真正遇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很难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其次,受到公务员招考体制、编制等因素的影响,如何确保政府能够引进公共安全专业性人才也是急需破解的难题。

    除了政府以外,公共安全治理还需要商家、民间组织以及公众力量,协同合作。深圳市安防行业协会主席杨金才表示,在公共安全领域,目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力量,为安全评估机构提供发挥智囊作用的机会。而在大型活动场所安全方面政府没有向社会开放购买服务。公共安全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政府部门恰恰缺少专业性人才,民间组织中的专家力量刚好可以缓解这一矛盾。“现在大型活动的举行,虽然主办方都会向公安机关提交应急预案,但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这些预案是不是又真的能够发挥作用呢?”杨金才说,个人呼吁举行公共安全城市大讲堂,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切实地明确公共安全工作究竟谁去做、怎么做、如何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