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EMBA黄山移动课堂上，安排了一场沙龙，题目如本文标题：论国有企业改革。安排了2个班级的班长作为主讲嘉宾，既然是沙龙，允许不同思想碰撞，更何况大家是同学。有印象的是，发言的四个人中，2个是国企的，2个民企的。但观点对比不是2：2，而是1：3，可见国有企业做强做大论还是很有群众基础。跟踪了这个话题很久，自己也出身国企，经历过90年代的国企改革，对这个话题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理由大致从社会责任、国家安全、就业、维稳角度出发，大有国企忍辱负重的意味。先不反驳这个观点，因为国企确实承担了这些民企不能也不愿承担的责任也好，国家安全也好。

　　首先来看看中国的历史，其实国企不是现代才有，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管仲变法，就把盈利较好的盐铁专营。到后来的商鞅变法、刘晏变法、王安石变法、李鸿章变法、朱镕基变法其实无非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是国企多一点还是民企多一点的取舍。一个规律是，企业好的时候，国家垄断经营的意愿就强，不好的时候，国家就要甩包袱，让民企去做。朱镕基的变法抓大放小，本质是放弃亏损的中小国有企业，紧抓盈利的垄断资源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谈国企问题绝不是国企本身，政府的角色是关键性的，有了一个国企，政府的钱袋子方便了，这是政府搞国企的根本诱因。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这样的行为进行了理论包装，很有市场。可惜的是凯恩斯在天之灵也不会想到，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很多国家用到了微观领域。若干年后，凯恩斯的这个骂名看来是背定了。

　　其次2008年爆发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败的例证，加之美国政府出面救市，国企论甚嚣尘上。殊不知，美国政府的救市是一个权益之计，救市是目的。没有逐利更没有与民争利的目的。最终政府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企业还给市场。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远低于中国。介入的领域也是民营经济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的领域，换句话说，人家国企啃的是硬骨头，而不是垄断资源性强的上游产业。即便是这样，西方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国企的利润不得流于国企集团内部，而是要上交政府。

　　明白了中外国企的区别，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国企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能接受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国企论。衡量一个企业形态(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存在的价值还是要看投入产出比，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了，国企承担的很多社会责任不是利润指标可以衡量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投入产出比概念延伸到非财务数据指标，再看看投入产出比总有科学性吧。先看一组数据国有工业企业占整个资产的比重为42%，而创造的产出只有27%，创造的增加值只有30%，解决的就业只有20%。耗费的资源与产出贡献是不成比例的。央企前40家的利润占比90%。前16家利润占比75%。主要集中在金融、地产、通讯、能源等垄断性资源行业，剩下的绝大多数国企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央企巨亏近来也是不绝于耳。政府应该站在全民的角度来看国企，国有企业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国企做大做强当成目标，对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首先损害的是社会公平，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会扭曲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企业存在于社会，为社会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根本，但国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家就会想着怎样与政府、国企搞好关系，寻租产生腐败，而不是想着如何创新为客户创造价值，对这个社会、经济、道德的伤害是很大的。

　　再谈一下国企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全民所有，其实是全民都没有。国企典型的是代理人经济，背后的老板是国资委。国资委本身也不具备所有者属性。一个所有者缺位的经济主体，没有人需要对它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尽管国资委出台了一系列的考核指标政策，科学性很强，也比较完善。但经理人与股东对资产的保值增值的关注度、厉害程度完全不同。这样的经济成分多了，不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科斯说的好，确权是一切的基础。不只是科斯，中国古代的先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一兔走街，百人逐之。集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之故

　　近年来国企腐败案件一个接一个，垄断利润滋生腐败，垄断利润非全民享有，而是垄断利益集团享有。成为贫富差距拉大民怨之一，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是市场惹的祸。

　　虚假的高额利润扩大了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工资差距。垄断性国企雇佣了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国企论不利于人才的流动能力发挥。九十年代，说到国企，就是效率低下，就业吸引力不强。现在大学生毕业，仿佛不进国企就不叫工作，叫打工。进国企的好处是稳定、收益高。优秀人才优先集中政府、国企部门。不利于国家整个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但最终要参与到国际竞争。扭曲了的经济行为，最终经受不住国际竞争市场的考验。

　　有人说郎咸平中断了国企改革，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反对者提出冰棒理论。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的确权之路，就此打住。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国企改革5年前终止了，倒退了。

　　有经济学家提出把国有企业以股份形式分给全民，改变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不管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很多人讥笑。可见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观念需要改变。

　　国企也分垄断性资源国企与竞争性行业国企。很多人批判的是垄断性资源国企，其实即便是竞争性行业国企，因为所有者缺失，可以不计代价的把新生的民企遏制在摇篮里。显然也是损害经济的。遇到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竞争对手，只有死的份。

　　国有企业的存在也削减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国有银行喜欢贷款给具有垄断利润有较高还款能力的国企，而不愿意贷款给充满不确定性高风险的民企。这些国有银行也因此放弃了学习如何更好的筛选、监控贷款者的机会。终归有一天，国有银行面临国际竞争就显得乏力。

　　有人借混合所有制模糊国企与民企强弱市场地位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混合所有制在国内结合往往是国有企业控股，再者这个合作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市场的生产要素优化结合，而是垄断资源的便利考量，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分享垄断资源的行列中，减少竞争，从而形成更大的垄断。这样的混合制是对国有企业的垄断的强化。

　　曾经听过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一个讲话，他说我们把国企做坏了挨骂，现在做好了也挨骂，发出这样的感叹与无奈，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经理人(代理人)的苦衷。但并不赞同，因为这要看是否违背了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规则。如果在这样的规则下，做大做强值得尊敬。如果不是，我们只能说你作为代理人职业是合格的。

　　严重不同意的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论断。这是改革初期邓小平针对一些社会现象发出的批评之声。拿到这里作为国企论的论据，显然用错了地方。首先端起碗不是吃的国企的肉，放下筷子骂的是国企垄断资源导致社会公平问题的娘。与当年邓公所指肉与娘以及这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全然不是一回事。

　　国企不可否认一定意义上承担了维稳的社会责任，这是国企论很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拿电力企业来说，当年煤炭价格高企的时候，电力公司巨亏，但政府考虑到国计民生，不允许涨价。这样便宜老百姓的事，只有国企才会做。其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不妨来看一看。1、模糊了经营不善带来的亏损原因与政策性亏损原因的边界。2、国企当然要听政府的指令，亏损动力不足，磨洋工总是会的。3、等到现在煤炭价格回落的时候，没有动力下调电力价格，赚了个盆满钵满，偷着乐。4、仅就电力煤炭行业为例，阻碍了企业科技创新新能源的压力与动力。5、最终面临国际竞争，贸易保护不在的时候，死的会很快，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与我们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有这样清晰的描述：全民所有制能更好的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

　　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的巨大经济成就，不是来自政府的主导经济改革---国营企业改革，而是边缘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而这些边缘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以邓小平为中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务实的领导风格让这些边缘革命自发生长成为可能，从而造就了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当边缘革命的生长不可避免的遭遇国企的阻力时，需要有当年邓公的务实智慧重启改革。国企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只有在国企成为负担时阻力较小，因为政府保护的意愿会降低，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小。

　　最后我想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家庭，二个孩子。老大叫国企，老二叫民企。老大把几乎好的地都拿去了，可惜收成不好，投入产出比差。家庭开会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时，老大的主张是把肥地增加增强，老爷子要多给扶持。因为老大承担很多所谓的家庭责任、家庭安全。有人说了，如果把这块肥地给老二，老二上缴给老爷子的更多，而且还不需要老爷子扶持。老爷子想了想，念及老大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觉悟与老人家高度一致。或许会采纳老大的主张，但日渐衰败的家境与外界竞争或许会逼出老人家采纳老二的主张。所幸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二个凡是(凡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执政理念。

　　注：以上观点部分来自科斯、张五常、张维迎等著作。